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绿色金融与高质量发展

2018年中国率先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瞻判断。大变局所囊括的深刻内涵，除了经济、贸易、政治等层面的重大变化，还包括事关人类命运的几个重大共同问题。其中，碳排放和气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是世界各国应该摒弃隔阂和分歧，联合起来一起解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最近几年每年的最高、最低气温都在打破历史纪录，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寒潮、热浪、山火、洪水、干旱等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局外人，全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标准普尔一项专题调查研究预测，到本世纪末因为气候问题造成的损失将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不仅吞噬部分人类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道灾难。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更加悲观，他们认为如果碳排放按照当前的趋势不加改变，那么很快整个地球气候生态系统将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地球将进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状态，而且永远无法修复。同时，气候问题导致的损失在各国的分布也是不平等的，那些碳排放少同时不够富裕、没有能力应对气候灾难的贫困国家，受到的损失反而更大。而少数发达国家，虽然成功地实现了高碳排放的重工业产业链转移，但由于通过进口商品进行消费，实际上并没有减少碳排放的总量。另外，在消费活动中，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也并不少。数据表明，美国人均碳排放的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碳排放及其造成的后果在全球的分配不均，很容易导致新的国际政治紧张局面。

幸运的是，围绕气候问题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剑桥大学的研究同时指出，如果世界各国严格遵守《巴黎协定》的碳排放规则，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至2%的范围之内，并伴随环保、碳治理、绿色能源等重大科学技术的改进，地球生态系统将可以继续维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最终可以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这个温度控制的难度非常大，需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将全球碳排放总量严格控制在一个限定的范围。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人类在两个方面的重大努力：

一是新能源、碳治理等重大技术革命。需要将越来越多的低碳环保技术应用在现实中，通过产业、市场、金融的力量，动员科技资源为绿色发展服务。当前的新能源和环保低碳科技已经越来越成熟，但是由于碳治理和绿色发展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很难简单地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模式解决。对于动员政府和诸多非营利部门、社会组织的参与，需要创新管理运营模式，才能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以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三大治理框架和气候协议为基础，世界各国要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但是由于碳排放权的全球分配还存在较大问题，围绕碳排放的大国政治博弈也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全球绿色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比如作为第二大碳排放国、人均碳排放大国的美国曾多次退出国际气候协议，给国际气候治理的前景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庄重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国家目标，充分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呵护共同家园的积极态度。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的核心内涵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必须通过降低碳排放来提高发展的质量。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应该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一，通过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优化我国信贷等金融资源的配置，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通过金融的杠杆效应来优化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降低能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增长。第二，调整和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结构，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重工业、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为金融机构打造一个全新的资产负债表而提供优质资产。第三，通过绿色金融投资完善企业和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市场和投资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它们不能只重视短期的财务收益，更要重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标准。

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核心战略资产的选择。战略资产的选择和配置是构建高质量资产组合的基础，也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战略资产的选择不仅要看当下的资产表现，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的大趋势、大方向。很显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我们只有积极拥抱这个趋势，才能做到与高质量发展时代同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同步。当前我国的大类资产正处于系统性的价值重估阶段，只有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资产才能得到较高的估值溢价，而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资产则会被市场淘汰。绿色金融无疑是长期投资组合的优质核心资产，不仅会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金融机构也需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双碳和绿色发展战略，以共同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绿色金融在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方面，202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当然，由于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存量规模、产品结构、认定标准、与国际接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金融机构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视角下，理解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并以此为基准构建资产组合。

第一，要研究、突破过去的传统投资理念和范式，建立新的绿色金融投资框架。过去的投资，说到底就是为了财务收益，观察的几个指标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回报率、最大回撤、夏普比率等。在绿色金融投资框架之内，除了要考虑这些财务和风险指标，还要看一些绿色发展指标，比如能耗比、碳排放量、绿色研发投入、碳交易指标等。近些年，很多新兴科技公司的盈利，很大一部分是靠碳指标的节约来获取的，这些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投资模式，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

第二，充分利用二级市场，动态调整和优化投资组合，优先增配绿色环保和新能源板块的上市公司。绿色投资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在于信息，一个项目和公司在碳排放方面的信息有时很难准确捕捉，更难量化。二级市场的一个优势是上市公司的信息都要公开透明，绿色经营方面的信息发现成本相对较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绿色金融投资阵地。二级市场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在流动性方面，可以比较便利地在资产和现金之间进行调整，有利于资产组合的动态管理。

第三，全力参与并助推绿色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与其他绿色金融产品相比，绿色债券的历史最长，国内外标准比较健全，市场体系也相对发达。2007年世界银行就提出了绿色债券的概念。在国际开发银行等世界性组织的主导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当前全球绿色债券大约为5000亿美元，而且增长势头迅猛。2022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标志着我国的绿色债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22年，我国绿色债权发行量创历史新高，在境内外市场共发行了1550亿美元的贴标绿色债券，同比增长35%。绿色债券当前已经成为绿色金融的主力品种。

第四，积极布局ESG基金。ESG投资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投资标的，是金融向善的典型体现。其中的“E”代表的就是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当前全球ESG基金规模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普华永道预计到2026年将快速增长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金融向善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投资者的基准理念，不符合ESG标准的产品、项目、上市公司等将逐渐被主流市场排除在外。ESG投资是大趋势，我国也在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和布局。截至去年底，我国ESG主题基金已经超过2300亿元。最近刚刚公布了首个央企ESG评价体系，说明我国在发展ESG基金方面的决心和力度非常大。

第五，在一级市场上，寻找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绿色环保创业项目和新兴科技公司。很多没有上市的新兴绿色科技中小企业，其实具有非常大的投资潜力，需要我们通过天使、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上市前基金（pre-IPO）等模式进行投资，虽然不确定性较高，但是获得的收益也较大。同时，也可以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金融投资产业链。

第六，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绿色产业基金。我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后，地方政府的行动比较积极，成立了很多以绿色为主题的产业基金，需要专业的投资人进行管理。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参与空间。

第七，加大碳金融创新，更好地促进碳排放的交易和配置。碳排放市场可以更好地优化碳排放指标的配置，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从欧盟碳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碳金融衍生品，尤其是远期与期货产品对提高碳市场非履约期交易活跃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期货成交量远大于现货成交量。与此同时，碳金融衍生品也能为市场主体提供对冲价格风险的工具，便于企业更好地管理碳资产风险敞口。碳金融创新将是金融机构未来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八，响应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号召，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脚步不动摇，并提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中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重点。绿色金融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取得国际社会共识和认可的优点，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优质标的。我国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应该积极走出去，充分参与到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中，以金融投资推动国际碳治理格局的重构与优化。

总之，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绿色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绿色金融是金融向善的最好体现。我国的金融机构应增强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