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近十年来，中国不断丰富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到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再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视角，到一种新的理念，再到一种新的实践，彰显着这一中国方案从思想开掘、理论建构到话语提升、实践推进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通过不断完善，它已发展为一种科学理论。人类身处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传播已成为社会现实建构的重要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结合全球传播形态，准确运用传播方式。为此应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传播中的来龙去脉与现实方位，为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最初是作为探寻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而提出的。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种探索视角，到一种治理理念，再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的实践方案，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日渐清晰、深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的逐步丰富

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这是在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向世界再次郑重宣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战略抉择，是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上政治舞台，“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郑重阐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年3月25日，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这些演讲充分彰显了中国着意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往，构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愿景。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前夕，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执政党再次郑重宣示着力将本国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从建设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到推动构建各国“共同繁荣”的世界，彰显着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世界贡献，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不竭动力，开辟了广阔道路。

从春秋战国时期，《礼记·礼运》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图景，到2012年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近年来先后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五个共同体”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完成了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论架构，实现了“社会理想—治理理念—科学理论”的三段式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回顾人类对于共同体（community）的思考和阐释，这一理念显示出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结合的特征。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从对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征的判断、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出发，思考了共同体这一问题。1845—1846年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多次提到“自然的共同体”（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本源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或资本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视为人类群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是与社会相对立的、与机械的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在滕尼斯看来，基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人们缔结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共同体，仅存在于族群或国家之中。他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提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参照系，显然受到马恩共同体论述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局限不断展现，社群主义在西方兴起。社群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引入社会发展进程，进一步发现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情感联系和共同信念的构成性群体，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社群主义的关注点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哲学范畴，视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认为应该对共同体有更多尊重，以此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不同，社群主义者停留于个体的生产力对于社会秩序的能动作用，忽略了个体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

近两百年来，人们对共同体的向往和探索有增无减，其中蕴含的是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虽然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共同体理念的这一核心内涵却始终如一。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相呼应，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共同体理念都拥有不同的内涵，体现出长期动态性。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等举措，积极践行共同体理念、深化共同体实践。十年来，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了解、理解和接纳，并与中国一道加入对这一理念的实践中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他认为“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即某一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方向”。库恩构建了科学发展的图景，即科学革命就是范式转换，在新、旧范式的更替和变革中科学的发展得以实现。这一理论具有广泛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的基本方式和路径来看，这一理念的全球传播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具体体现于价值理念、渠道形态、叙事方式、话语策略四个层面。

（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珀认为，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具有鲜明的促进构成作用，其促进作用的效力受媒介本身及传播活动各种因素的影响，诸如媒介内容的话语结构、信息来源、媒介性质、媒介生态等。在当前全球风险骤增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理想社会愿景的现实价值凸显，迫切需要通过传播促进其内涵的扩散，让全球公众理解、认同该理念并积极践行它。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一种新的理论、理念或技术的扩散，本质上都是普遍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美国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认为，许多创新都是经过数年时间的沉淀，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即使一个新理念具备显著优势，亦是如此；一种创新性理论或理念的扩散过程，是“在特定时间内通过特定的沟通渠道（传播渠道）在特定社会体系成员里传播”。由此可见，传播作为联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社会的重要手段，彰显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在全球传播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传播，显然受到传播主体、媒体形态、媒体话语策略、全球性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类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制度和政策属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方案，它的扩散起始于政府推动、主流媒体传播。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扩散体现出内容不断增值、传播主体单一、传播效果受限的特征。

考察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现实状况，是了解这一理念扩散效果的重要路径。根据近十年来对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状况的定量考察和话语分析发现，各个国际集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反差较大，美国核心霸权集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度较低，报道态度负面；欧洲集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度低，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交融；意大利、乌克兰及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舆论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封闭的政治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或外交辞令；中国周边国家舆论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媒体最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除了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核心因素，也包括新闻文化传统和民族个性，其中折射出中外的合作与较量。

近十年来国际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度偏低、报道内容偏离本身宗旨。自2018年以来伴随着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韩命运共同体、中俄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践行，国际舆论对命运共同体的报道量正在大幅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舆论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从“冷话题”逐步转向“热话题”，即在主流媒体报道中从非主流话题、非热点话题转向重要话题、核心话题。2020年9月22日，在埃及著名智库塔赫里尔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坛上，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指出，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更加深刻。从近三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量增多的趋势来看，这一理念中蕴含的协商、尊重和包容思想，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关注，被世界多国舆论认可和接受。

（二）多元主体参与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扩散，本质上是人们对这一新理念主观评价交互的活动。而这种交互活动是人们在接受大众传媒的信息后，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和认同，逐步介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在实践中不断降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确定性，确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方式和实践成果。多元主体参与这一理念的传播与实践，必然推动这一理念的创新价值在社会发展历程的框架下逐渐显现。

任何一种被大众接受的创新性理论或理念，都无外乎给个人或团体带来新的选择或者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所言，“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全球治理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对20世纪以来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的创新发展。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客观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倡导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以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规则取代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是宗教、种族或其他任何小群体的构建，而是基于全人类的共生共存、直面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矛盾而采取的全球性行动。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显示出对全球风险的应对效应，其传播主体也将从政府组织和主流媒体溢出，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从微观角度出发，以更具体和更契合现实的话语实践参与其阐释、传播与社会实践。

多元主体参与范式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渠道也呈现多元形态，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和官方渠道，社交媒体也成为这一理念扩散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提供了对话交流的平台，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传播内容也从早期的围绕政治、经济等宏大主题，转向日常生活化，普通民众参与这一理念的诠释，传播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更加紧密。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维度而言，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侧重于抽象的价值观或治理观；二是偏向于生活实践。多元主体参与范式为后者提供了现实可能，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传播命运共同体，从全球各国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入手，从民众的角度生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

（三）理念再生产范式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正在从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扩散范式，转向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处于激烈动荡之中，俄乌冲突升级发酵也成为世界格局由渐变转向突变的重要变量。当前，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于一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价值意涵和普遍意义更加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的演进或将随着国际格局的变革进入再生产范式。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源看，它源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曾指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该理念又集萃了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看，它是一个包容性的、开放性的理论构建，随着人类实践对它的再生产、再调整，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

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风险骤增，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上升，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全球治理失灵，这些风险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战争冲突频仍，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五个共同体”针对这些全球性问题，聚合人类共同愿望，反映人类共同诉求，期望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案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了践行这一理念，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和贸易协定，中国力求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方案，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从各国立场和角度来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方面，如果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社会发展，各国自然乐意参与和推进，如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如果需要本国牺牲局部利益，可能弃若敝屣，甚至断然抵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由多元主体参与范式转向再生产范式需要相当长时间。这需要各国充分体认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对于本国的威胁，只有国际公众意识到一国无法独存于全球危机之中，才会放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漠视和抵制。当这一阶段来临时，各国将从本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历史出发，基于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创新性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出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生产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生产范式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世界各国文化传统中理想社会愿景的时代化和实践化，而且是基于新型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再生产，基于人类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将在人类实践中不断完善。

人们观念的改变，需要颠覆以往的认知和思维惯式，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更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中国共产党应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范式的转换，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理念的传播和实践，提升这一理念的科学性、普适性和体系化。

（一）价值理念：“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风险社会背景下全球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化解，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基础与逻辑起点。从应对全球性问题出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这一系列举措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经济、文化的平台，其总体思路是“以事为本”，积小为大。

伴随着国际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认知与参与的深化，迫切需要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凸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同体中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意识，而国家、民族的相互依存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中国倡导的“五个共同体”，强调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人文合作机制，追求以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为根本，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实现人类和谐共存、平等发展。从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出发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六个坚持”为落脚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从应对全球性流行病出发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把合作和团结放在应对疫情的中心位置”，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动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从应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对全球公众构成的生命安全和信息安全威胁出发提出的“安全共同体”，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巩固本组织发展政治基础，“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从应对金融危机及全球风险的爆发提出的“发展共同体”，呼吁全球各国携手合作，化风险为挑战，改善民生，促进系统进步；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中国将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经济畅通循环，扩大相互投资规模，加快实现复工复产，引领全球各国走出发展低谷。从应对“文明冲突论”等引发的脱钩风险提出的“人文共同体”，呼吁在相互尊重、平等包容的前提下，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通过文化交流激发文化生产力，进而实现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二）渠道形态：单向度转向多维型

近十年来社交媒体诞生并快速发展，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同步。作为一个政治话语，早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全球多家数字新闻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交媒体使用，再度出现大幅上扬之势。这种新的媒体使用习惯可能长期延续进而替代过去的媒体使用习惯。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长，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维传播渠道中的首要媒体。

传统媒体时代，创新性理论或理念的传播效果是由提出者（政府或政党）自身的传播能力决定的；社交媒体时代，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格局下，传播效果往往由提出者的动员能力所决定。提出者能否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多维立体的传播，是决定创新性理论或理念传播效果大小的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要借鉴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有益经验，积极吸纳个体参与理念传播，使用社交媒体打破受众区隔，让国际公众更加立体、全面地认知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取良好的传播效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四川省医疗专家团队前往意大利支援抗疫，意大利那不勒斯女孩奥罗拉对中国援助表示感谢的漫画，在推特上广泛传播，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个体通过网络与千万受众共享自己的独特体验，产生了无声胜有声的传播效果，创造了全球传播的奇迹。因此，当前应努力提升个体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意愿，激发其运用自我感受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嵌入全球多个领域、多个层面，最大化地丰富其传播形式和样态。

（三）叙事方式：事实型转向故事型

叙事方式是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传统媒体的叙事方式侧重“用事实说话”，使用演绎推理等方法，经过逐步分析、仔细研究、细节铺陈，最后表明观点和立场，以信息呈现的逻辑和说服为核心。在话语层面表现为强调用事实来揭示真相、辨析真理；在传播策略层面表现为通过机构型媒体或主流媒体代表国家、政府阐明立场态度、塑造国家形象、解构不实报道。

社交媒体是人类历史上最适合讲故事的媒体，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分享性易于激发网民共情，让网民在讲述个体经历中把个体体验的人类共通情绪传播给更多受众，说服并打动他人以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共享价值；另一方面社交媒体释放、分享、感染个体情绪的特征能够发挥社会动员作用，唤起社会行动。社交媒体的叙事特征是“用故事说话”，以情境式传播打破理性说服的框范，通过共情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多元化特征带来了多样化的传播文本、建构了多元化的话语体系。在分享情感体验的故事中，国际公众可以寻求社会一致性和找到归属感，进而形成共同体意识。故事叙事注重运用联想和比喻，将信息置于其他场景，通过对信息、知识和情感的整合加深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故事叙事强调用诉诸情感的故事直击人性的痛点，用人类共通的情绪增进文化认同、促进跨文化传播；故事叙事融合了多元传播主体的生产功能和社交媒体的关系构建功能，以个体化的方式与他人共享观点和意见，在情绪濡染中融入事实和观点，形塑共同体意识。

（四）话语策略：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话语策略不仅包括语境选择，而且包括议程设置、修辞技巧等非强制性地影响他人思想或行为的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将每个人联结起来，因此，以适当的话语策略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心理基础是中西方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愿景，它的合法性建构是中西方民众的对话、交流与认同。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推进中西方民众的对话，改变独白式的话语策略，在与国际民众的对话中进行话语生产并丰富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话式话语策略需要建构中西方共同的符号空间，用象征符号或意识行为在这个符号空间中唤醒和激发所有参与者和观看者的集体意识和情感，从而产生凝聚力和价值承诺。

近年来，中国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媒体峰会等全球性的经贸、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为各国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履行自身承诺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2020年10月8日加入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世卫组织（WHO）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创建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截止2022年10月，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了22亿剂疫苗，“中国疫苗”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符号。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建构是在与公众的对话中完成的，在全球公众的对话中释疑增信、构建共同体意识，并推进话语生产丰富和完善这一理念。中西方政府和民众的对话，需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在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加强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努力维护和扩大共同利益；在对话和交流中聚焦各国利益交汇点，在各国的协作和包容中维护“公共利益”。“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深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人类进入全球传播形态。全球传播的视域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淡化了地缘主义色彩，逐步形成以全球为基点和出发点的全球主义或整体主义范式，符合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的信息传播需求。全球传播旨在通过构建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信息传播，促进理想的国际关系、群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设，最终实现全球关系的公正化、合理化，实现和保障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后疫情时代，人类传播形态将加速转变，从以国家政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形态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发声的全球传播形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依据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的舆情监测，以及当前国际关系的变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正处于从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向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转换之中，这意味着需要新的渠道和新的话语，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传播机制。中国应尽快适应全球传播型态的变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的转型，提升全球传播能力、推进多元主体参与这一理念的传播和实践，实现全球治理观的升级、迎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生产范式的到来。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共生共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终极目标在于帮助人类确证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风险与共的共同体，只有努力朝向和谐共生、互利共生的境界奋斗，人类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