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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严昭柱] 社会主义文艺审美理想与当代文艺

发布日期:2012-05-13

【作者简介】严昭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发起人之一,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法人代表,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终身常务理事。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原局长。

 

在文艺创作中,审美理想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最近十年来,文艺家们以空前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去追求审美理想,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新鲜经验。这些经验亟待我们加以研究、总结,并借以观照当前的文艺实践和理论趋向。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当代文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同志也曾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总结十年来文艺创作的经验,认为过去的文学十年只有“审美理想的多元交叉”,而不再有某种统一的审美理想。这种意见,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如果我们辩证地进行思考,就不至于把“一”与“多”完全地割裂开来、绝对地对立起来。以前曾经以共同理想排斥艺术个性,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简单地倒过来,以艺术个性排斥共同的审美理想,同样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客观存在着共同的、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它不但在内容、特征上与以前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流行观念迥然不同;而且,它就存在于文艺家独特而多样的审美理想之中,既通过文艺家的艺术个性表现出来,又为文艺家的艺术个性开辟着发展道路。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在文艺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是文艺家发展艺术个性、攀登艺术高峰的需要,也是文艺事业繁荣昌盛、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贡献的需要。如果我们否认共同的社会主义审美理想,这不但违背事实,而且无法从以前错误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对社会主义审美理想与艺术个性的辩证关系只会感到隔膜和生疏,也就必然丧失研究和总结有关的新鲜经验应有的视野和能力。

那么,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的审美理想有着怎样的内容和特征?在对它的追求和发展中又提供了哪些经验?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并借以观照当前文艺现状的主要课题。 

一、对现实及其发展的审美把握

最近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建国以后十七年、继后又有“文革”的十年浩劫作为历史前提的。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尽管我们在理论上、特别在对文艺实践的指导工作和文艺批评中,是轻视甚至否定审美理想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提到审美理想,而且,大批文艺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十七年的文艺创作,一方面是有相当成绩的,另一方面又有不足、有缺陷、有教训。那么,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来思考,十七年的文艺实践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现在许多同志说,那时候的主要教训,在于我们信奉机械的反映论,没有理解和强调审美理想乃是心灵摆脱现实的限制而自由地创造。这种意见虽然很流行,但我们是相当怀疑的。十七年中的不足,固然有机械论作祟,但主要的祸首还是逐渐发展的极左思想和形而上学;它们所反对的恰恰是反映论,恰恰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诚然在十七年里,有相当一批有才能的文艺家由于对政治压力产生的畏惧心理而牺牲了他们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也可以说是心灵受到现实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地创造了罢。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乃是当时对一些比较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的文艺作品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判,对创造它们的文艺家给予了不公正的对待,并在现实领域中划出了一个个禁区、不许文艺作品越雷池一步。这些作法都不可避免地使文艺逐渐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如象赫拉克勒斯把巨人安泰俄斯举到半空中,使他脱离了大地母亲这无穷的力量源泉一样。另一方面,又确实有不少文艺家由于盲目听信极左口号而产生的亢奋心态,在真诚地追求着脱离现实的审美幻想。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扭曲现实,泛滥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顽症。这些情况到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极。

最近十年来的文艺实践,正是在审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汲取了以前的主要教训。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以对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历史发展的审美把握为中心,追求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取得了以下主要的成绩和经验。

(一)清醒而热切地关注广阔的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

当我们略略地回顾一下十年来文艺发展的轨迹时,对各种不合理的文艺禁区的层层突破,自会给我们强烈的印象。大家知道,文艺禁区的历史性突破,根本说来,既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道路,又是由在十年浩劫中饱受磨难、与人民群众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广大文艺家实现的。也就是说,正是在党和人民通过实践对社会主义时期、对当前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的历史特点在认识上大大深化的条件下,文艺家才在根本上突破了僵化思想形成的文艺禁区。而以前在一段时期,把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按当时错误的主观认识,割裂为互相隔绝的文艺应予表现的“本质”方面与文艺不应表现的“非本质”方面。其实,那些被划为禁区的文艺不应表现的“非本质”方面,正是当时的错误认识所歪曲并不敢正视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主体部分,恰恰是在这里跳动着社会主义的时代脉搏、提出并展开着与人民命运密切相关的时代课题。

所以,文艺禁区的突破,决不仅仅是文艺题材的扩大,而是恢复和发展文艺与社会生活全面而密切的联系的历史性转折,是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展翅腾飞的坚实基础。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本来就应该是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家的审美理想,本来就是由文艺家用以把握各种现实审美关系的美的观念升华而来的。从思想基础来考察,突破文艺禁区的意义显然超出了它本身。实际上,它是文艺与那种回避现实、粉饰现实的审美幻想决裂的标志,是文艺清除那种甜蜜的呓语和伟大的空话的开始。因此,一经突破,文艺创作的主潮便始终清醒、热切地关注着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始终提出并追踪着密切关系人民命运的时代课题。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浩劫及其严重后果的揭露和批判的话,那么,“反思文学”便是对建国以来逐渐发展的极左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反省和清算。这种“反思”,还在空前广泛的社会领域里展开。在这里,既有对老一辈革命者政治生涯的冷峻而热切的剖析,又有如象“知青文学”那样对青年一代蹉跎岁月的感慨和沉思;既有对那些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地创造着明天的普通人的刻画与讴歌,又有对那些制造着荒诞现实和社会悲剧的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者的嘲讽和鞭笞。而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古老、广袤的土地上展开,“改革文学”便敏锐地以其审美观照,深刻地反映和表现着改革的艰难而稳重的脚步如何惊醒了千年沉寂的山乡,又激起了生活怎样的颤动。近几年来,“改革文学”又出现向工厂、城市转移重心的趋向,关注着城市改革所引起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尖锐冲突、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

(二)对现实变革的历史内容的自觉意识和美学深思

有同志批评说,十年来,从“文革”以后出现的《班主任》、《伤痕》直到今天的小说,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从“回到‘文革’前的传统”,再向后追寻到了五十年代、革命战争、民主革命的传统,更追寻到了古朴的田园牧歌,甚至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复旧”。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就是对历史的追寻,而且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向后”延伸趋势的历史追寻。对此应该怎么认识呢?很明显,离开文艺家的审美理想和文艺实践,离开现实的关系及其发展,单从时间的跨度来抽象地进行考察,不可能找到科学的说明。在这里,需要的是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最近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一方面热切地关注着当前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热忱地表现着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又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去把握现实及其发展,深刻地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这后一方面单从时间跨度来看,也就表现为一种对历史的追寻的文学现象。从表面看去,这种现象似乎是与抓住并追踪当代的时代课题相矛盾的。然而,在本质上它们却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也就是文艺家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对现实变革的历史内容的自觉意识和美学深思。所以,当他们表现现实的生活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感;而当他们描写历史画面的时候,又总是自然地流露出对现实的深思。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进入到较高美学层次的一种标志。

现实和历史是不容割断的。当前的现实生活与斗争,是历史斗争的继续;从而,当前的现实变革总有它一定的历史内容,当前的现实变革及其发展或者在历史中汲取力量、或者在历史中寻觅仇神、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并且,当前的现实变革愈是深刻,它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的关联愈是密切,那么,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就会愈加深厚和广远。事实上,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任何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都要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殊死的斗争,经历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挫折和失败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千百年来的旧的习惯势力,例如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封建意识以及无孔不入的封建性或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网,更作为有形的或无形的强大的历史力量,助长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淫威,制造大大小小的社会悲剧、造成怪怪奇奇的荒诞现实,无情地扼杀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历史性进击。因此,对于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变革,无论是它的性质和目标、还是它的策略和进程,离开了它的历史内容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它的未来发展的正确的审美把握。如果说,打倒“四人帮”以后的革命性变动,重点在于拨乱反正,纠正从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文革”浩劫中的思想路线和冤假错案,团结人民走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那么,它的历史内容就不能不包含着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生活和斗争,甚至还包含着我们党从民主革命、革命战争走过来的历史征程。在这里,一方面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些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清理和剪除随革命洪流而俱下的泥沙、裹杂在胜利者队伍中和头脑里的某些封建意识和极左思想,并在革命的大目标和历史激情中寻找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这些,难道不正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时代课题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吗?这决不是什么“向后看的意识”,而正是理解和挖掘植根于人民半个世纪来的命运之中的、推动着当前变革前进的历史力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全面展开。不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但冲击着极左思想、僵化观念,而且把农村几千年来落后、保守和封建的意识和习惯作为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这场革命变动,不是蕴含着较前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从而展开着某种程度上全新的历史前景吗?在这场变革中,甚至暴露出人民群众自己身上的、来自生活和历史深处的某些不正常的、乃至病态的东西。在这里,也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对现实斗争及其发展进行审美的把握与深思,才有可能表现出农村在短短几年间发生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风貌,才有可能表现出农民群众告别过去而走向未来所经历的充满痛苦、迷茫并继而欢欣、喜悦的复杂的感情历程和时代情绪,才有可能表现出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拓创新、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在这里展开的由现实变革所规定的对历史的追寻和反思,显然不能与“向后看的意识”同日而语。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恩格斯就曾经预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个预言,正由我们的文艺来实现。

同时也应当看到,确实有少数文艺家偏离、违背了文艺创作主潮的可贵经验和正确方向。譬如有人就提出,文艺应该和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应该去写历史,乃至写远古的历史题材,以“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这种文艺主张,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把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和关系作了神秘化的理解,似乎民族的发展、人类的生存都是由远古的某种神秘力量早就命定了的,人们的现实的奋斗没有任何意义和希望,文艺家的目光不应该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文艺主张,只能使文艺创作脱离现实,而且必然歪曲历史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对现实的未来发展作出错误的审美判断。例如在所谓“寻根”文学中,某些作品就是完全脱离当代的现实生活,去追求某种原始的、神秘的、“永恒”的东西,并且用象征主义的笔法暗示现实发展的黯淡的、甚至可怖的前景。在所谓乡土风俗文学中,也有少数作品留恋儒道合一的封建传统精神,甚至热心于“诗化”旧时代的黑暗岁月,把诸如出家为僧、沦为娼妓等等不幸的命运,也当作优美的风俗、乡土的特产,而融入幽雅恬适的情调、化进清新质朴的氛围之中。这类文学现象,是与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对现实变革的历史内容的自觉意识和美学深思格格不入的。

(三)共同的审美理想与独特、多样的艺术个性的统一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客观地存在着共同的审美理想。这种共同的审美理想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形成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的审美把握。它的中心问题简略地说来就是要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帮助人们在长期、艰巨、复杂而又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斗争中探索前进。这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不过,我们还应当指出,上述简略的概括虽可说明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基本性质和主要内容,但还不是对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比较完整的说明。在此,我们还应当根据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的实际而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与文艺家独特而多样的艺术个性是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审美理想既通过文艺家独特、多样的艺术个性表现出来,又为文艺家发展艺术个性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有着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的其他形态的理想的特殊规定性。相对来说,哲学思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道德理想等等主要是理论思维的产物,它们既是理性的、概括的,又是抽象的、冷静的。而审美理想则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它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概括的、又是具体的形象的,并且是饱和着美感的。因此,审美理想必然要求文艺家以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自己从心底出现的美感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去概括和表现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真相。也就是说,审美理想与艺术个性存在内在的联系,审美理想的追求和发展必然要求着艺术个性的发展。以前我们在理论上和在对于文艺实践的指导上,忽视或轻视审美理想,要求并导致一些文艺家用政治理想等等代替审美理想,他们的作品就往往流于概念的图解,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个性。

另一方面,审美理想又不是与政治理想等等隔绝的,审美理想的特殊性正是从它与政治理想等等的特殊关联上表现出来。审美理想既然是对现实及其发展的全面的审美把握,那么,它也必然地要对现实的哲学、政治、社会和道德等等加以审美把握。因而,文艺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渗透进他的审美理想,并且通过审美理想促进艺术个性的发展。事实上,在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中,没有什么“纯美”的审美理想,也没有什么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个性;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不但汇聚着政治理想等等的思想之光,而且它的发展也与十年来哲学思潮、政治社会理想、道德追求的发展并驾齐驱。而有的文艺家更擅长哲理深思,有的文艺家更关心社会政治,有的文艺家更注重道德剖析,这些都通过他们的审美理想对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发展有所贡献。

而且,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既是乐观自信的,又是开放的、发展的。它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和精神需要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又从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美学成果和艺术探索中汲取养分,以便于更好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正因为如此,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才得以发展出多种多样富于创造性的艺术个性,形成百花争艳、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

总之,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清醒而热切地关注着广阔的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思索着现实变革的历史内容和发展前景,追踪着与人民命运密切相关的时代课题,并形成了多样而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些,就是文艺主潮追求和发展社会主义审美理想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告诉我们,继续追求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是我们的文艺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保证。

 二、对历史主动性的美学呼唤

社会主义审美理想,既是根源于现实、又是超越着现实的,换言之,它既是对当前社会主义现实的审美把握,又是对当前社会主义现实的未来发展的审美把握。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的实际表明,当它努力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的时候,它总是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对历史主动性发出深沉有力、壮烈激越的美学呼唤。这种历史主动性就是深深植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同时又是指向当前现实的未来发展的。因此,对这种历史主动性的美学呼唤,便成为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主旋律,响彻着社会主义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对历史主动性的美学呼唤,主要是通过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调氛围以及整体艺术意境表现出来的。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就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的经验进行简略的讨论。由于十年来文艺创作面临着特殊的历史条件,即:一方面它刚刚从极左思潮的桎梏下逐渐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它又很快处于中西文化对流的背景之下。因此,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混乱,使这个有待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课题愈见复杂。“人是神还是虫?”——这个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困扰着我们的文艺界。但是,文艺创作的主潮在艺术探索中以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为文艺今后取得更大成绩提供了初步经验。下面便从两个方面来略加论述。

第一,人不是神——对神化英雄的批判和扬弃。

以前,我们曾一直片面地强调,只有描写英雄形象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而且,由于极左思想、形而上学的影响,我们要求文艺塑造的英雄形象实际上往往是神化了的英雄,是脱离客观现实及其发展的极左观念的形象图解。这些神化了的英雄形象,他们超凡脱俗、十全十美,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他们总是一贯正确、所向披靡、包打天下,到处挽狂澜于既倒、到处救民于水火之中;群众只要紧紧尾随在他们的身后,躲藏在他们伟岸身躯的巨大阴影之中,就万事顺遂、前途光明,算是领到了一张沿着阳关大道进入人间乐园的保票。十分明显,这种神化了的英雄形象是虚假的、矫情的,而且,他们本身所笼罩的神灵光环、群众对他们的依附关系,都有着浓烈的封建色彩。在以前的相当一批文艺作品中,就确实不同程度地塑造、歌颂了这种神化英雄。不用说,这种英雄形象,在根本上是贬低和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歪曲和违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

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开端,对英雄神化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从文学现象看,首先,以前那种单纯而盲目的乐观情绪、空想的大团圆式的胜利结局、鹤立鸡群的矫情的完人,虽然没有绝迹,但总的说来被作为文学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以对“文革”浩劫的清算为中心,进而发展到对建国以后逐渐发展的极左思想的批判,文学艺术愤怒地揭露和鞭笞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丑恶,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苦难、抗争、希望和憧憬,大量的普通人的形象带着悲剧的色彩以民族脊梁的姿态涌上了文学艺术的画廊。这些文学现象表明,这种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对英雄神化论的批判,是以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文学艺术以高度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艰难曲折的时代斗争,这不但揭示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乃是我们整个生活实践的呼声,而且揭示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必胜的根基就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这也就是对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主动性的美学呼唤,对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有力表现。随着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文艺创作的主潮也把自己的笔触引向对千百年来旧的习惯势力的抨击,对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旧的传统力量艰难斗争的历程的展现,对人民群众的缺点乃至某些来自生活深处的不正常的、病态的东西的批评,以及对新的习惯、新的趣味、新的风俗和新的追求的鉴别与鉴赏。这些都不但深刻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时代情绪及其发展,而且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激励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历史主动性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另一方面,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在否定英雄神化论的时候,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时代英雄本身加以简单的摒弃,而是在对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的审美把握中,满腔热忱地对社会主义英雄进行了歌颂。首先,这些英雄已经由神界回到了人间。他们或者是有悲剧的背景或结局的、苦斗的、食人间烟火而闪烁着批判的战斗光彩的殉道者,或者是来自有缺点甚至错误的小人物、他们在伟大的时代斗争中终于超越自己的过去而跻身英雄的行列,或者是乎平凡凡、忍辱负重、饱受磨难却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利益默默地耗尽生命之光的英雄的普通人……而更为重要的,还有他们与时代、与群众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过去那种走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对群众颐指气使的尊神,而是在艰难、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生共死的凡人;他们不再是过去那种逢凶化吉、无往不胜的福将,而是同样受到现实关系的限制,和一般人一样会遭到挫折和失败、经受痛苦和迷惘的战士;他们虽不必有什么善恶并存、性格分裂,却和小人物一样并非完人,在充满血和污秽的斗争中也可能发生某些缺点或弱点;他们未必是满脑子的“人性复归”的念头,却和普通人一样七情六欲俱全,有着健全而丰富的感情生活。因此,对这样的现实的英雄的描写,也就是对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或普通人在社会主义斗争中自我超越、英勇奋斗的历程的再现,就是人民群众充满英雄气概地创造历史的艰难斗争和辉煌业绩的深沉回响,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的美学呼唤。

当然,对社会主义英雄的艺术表现问题,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的课题。但是,对英雄神化论的批判无疑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应当指出,这种英雄神化论的影响还在我们不少的作品中存在,包括许多改革家的形象仍然不同程度地有着神化的痕迹。甚至有的取得一定成就的改革小说,作者在其中热情赞颂的改革家就仍然是一种现代“清官”。他们往往从天而降,三拳两腿就为百姓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至于人民群众,除了恭候“清官”一朝驾临,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来说,这恐怕只是一种审美的错觉和幻想。

第二,人不是虫——对存在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

应当指出,在否定神化的英雄的过程中,有一些文艺作品却表现出一种迷失方向的失落和迷惘的情绪。似乎跟在英雄神的后面走得习惯了,英雄神突然消逝,便一时不辨南北东西,不知道怎样走路,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应该追求的理想了。同时,又骤然面临中西文化的对流,在茫然无措之中,便接受了正好与之合拍的西方存在主义文艺思潮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人物塑造的文艺现象上,这些作品或者去描绘那种卑微、猥琐和沮丧的人物,或者作为这类人物的倒影,刻画出一种孤傲自赏、玩世不恭、轻狂放荡、浮躁粗俗的人物。在这些文艺家看来,这或者叫做“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者叫做“人的觉醒”、“自我价值的追寻”,总之是代表了文艺发展的方向或未来潮流趋势云云。他们在塑造这类人物时,还着意渲染失落感、孤独感,渲染沮丧和绝望。又如有的美学家也曾说:“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愈来愈迫切而突出,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于是,这些孤独、沮丧、绝望等情绪涂上了“现代化”、“现代审美意识”的油彩,似乎群众的奋斗、时代的发展果真只能朝着这些“世纪末”的情绪奔去。然而,这类人物形象也好,这类情调情绪也好,实际上只是西方存在主义文艺思潮所谓“人就是虫”的东方回响,却是与社会主义的时代情绪、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

当然,西方存在主义文艺思潮有它的复杂性,不是在这里顺便能够完全说清楚的。不过,有一点却应当在这里指出:西方存在主义文学思潮把社会问题转变成存在主义的哲理问题,转变成悲观的人生哲学和极端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存在主义说教及其艺术表现,在根本上已经失去了历史的主动性。例如萨特是主张描写“真正的人”的,但是在萨特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可恶的世界里、陷入永不消失的恐怖中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来说,“他人就是地狱”,人生就是悲剧,人们只是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无力地苟延时日,偶然地死亡。这正是存在主义文学出现各种低贱、丑恶、令人作呕的形象的思想基础。显然它的宣扬孤独、绝望的人生哲理,恰在于它对社会无法理解、信心动摇、幻想破灭。存在主义文艺思潮又把这种悲观的人生哲学与极端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人只为自己而存在,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这当然又是它塑造那些极端个人主义的、狂躁而无聊的人物的哲理寓意。这种人物,在根本上也是谈不到历史主动性的。

虽然同样在中西文化对流的背景下,我们的文艺创作的主潮却抵制和批判了西方存在主义文艺思潮的消极影响。尽管社会主义的历史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真的、善的、美的事物可能会有局部的、暂时的挫折,甚至某种程度、某种范围的阴暗、混乱或荒诞的东西还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追求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文艺家,并不回避表现这种现实,但是,他们在认识和表现这种现实的时候,却是从对于当前整个现实及其发展的审美把握出发的。因此,他们并没有沮丧和绝望。列宁说得好:“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认为,他们是有东西要抗议的,可是没有什么可绝望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我们的大多数的文艺家,无需象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那样因社会问题无法理解、而把它转变成关于生与死的悲观的哲理沉思。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和帮助了我们的文艺家,使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各种社会问题。这种先进的哲学世界观、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通过文艺家的审美理想,也就使他们以审美的观照看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丑类除了最终走向灭亡,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即使在这些丑类猖獗一时的地方,社会主义的地火也正在人民群众中隆隆运行,或者已经、或者必将猛烈地迸发出来。由于这种清醒而乐观的社会主义审美理想,文艺家既不会把群众视为猥琐、沮丧地苟延时日的芸芸众生,也不会把群众视为狂妄、轻浮的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而是把群众当作历史真正的主人,相信他们的历史主动性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批判英雄的神化论的过程中,文艺创作的主潮便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这就是在展开的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史诗般的广阔背景上,描写、表现各种各样人物的历史命运和性格历程。这些作品,生动地表现出社会主义艰难地而又坚定地、生气勃勃地前进,表现出社会主义斗争使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着新陈代谢的充满着阵痛的革命性变化。十分明显,这正是思索和表现与人民命运密切相关的时代课题,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发出的美学呼唤。同时,这也就是对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批判,以“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正确地回答了困扰着许多文艺家的问题,并且揭示出“人是神还是虫?”这个问题本身还局限于封建主义意识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偏见之间的选择。而无论把人当作神,还是把人当作虫,都是错误的。

 三、探索、开放和创造的美学性格

最后,我们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系上,来考察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共同的审美理想的美学性格,进而考察这种美学性格与文艺的未来发展的关系。

近两年来对文艺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着热烈的讨论。有主要从内容方面来讨论的,例如关于“现代意识”的讨论。有主要从形式方面来考虑的,则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代表着文艺发展的方向。这两种思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因素,但又没有能够真正把握文艺主潮的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美学性格,因而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文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当看到,近年来关于“以现代意识反映现代生活”的讨论,其中有许多意见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例如,在讨论中不少同志强调指出:“封建意识”、“复古意识”以及“生硬、浅薄、简单地照搬西方哲学思想,在作品中歌颂那种脱离当前社会现实的荒谬感、孤独感、虚无感以至绝望颓废等情绪”,这些都是“陈旧的、落后的非现代意识”。这些见解,确实是相当中肯的。实际上,上述这些“非现代意识”也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那样的审美的错觉和幻想,它们是属于过去的,是陈旧、落后的。而引导我们的文艺从现在奔向未来的,则理应是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

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所谓“现代意识”和“非现代意识”的提法,尽管有它合理之处,究竟也有不够明确而又比较宽泛的缺陷,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这里的所谓“现代”的提法在理解上就容易发生歧义。譬如有人就提出,所谓现代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意识。我们当然和许多同志一样,不赞成这种见解。而且,这种见解的错误并不是因为有了“现代意识”的提法才产生的,但是,“现代意识”的提法本身不够明确,也确实是那位论者可以利用的。其次,这种提法在内涵上又比较宽泛。据说,“现代意识的内涵”可以包括如下内容:“反叛性、多元性、深刻矛盾性、科学性、民主性、变革意识、创造意识、文化意识、开放意识、忧患意识、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批判精神、超越性、悲剧与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怀疑态度……”这个清单还可以加长,譬如还有同志提出“审父意识”、“忏悔意识”等等。如此庞杂的观念都统统可以归属于“现代意识”的旗帜之下,虽然兵多将广、声势浩大,但“现代意识”本身的本质和核心却愈见含混不清了。而且,其中许多概念本身就缺乏科学性。譬如“反叛性”,究竟“反叛”什么?如果是愤世嫉俗地见到什么都一概“反叛”,这样的“现代意识”又能反映什么现实生活呢?又譬如“悲剧与牺牲精神”,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认为人生就是悲剧,这与西方存在主义悲观的人生哲学又何以区别?再譬如“多元性”不讲“一”与“多”的辩证的统一关系,“深刻矛盾性”则是对哲学概念的似是而非的混乱表达……尽管存在这类问题,这些概念大多也还是可以分别归于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范畴。那么,要求文艺直接用这类哲学思想、政治观念、社会学观念和道德规范去反映现代生活,文艺作品岂不又要成为概念的图解、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在这里,恐怕也表现了一种忽视艺术规律、轻视审美理想的简单化倾向。

当然,关于“用现代意识反映现实生活”的讨论,试图探讨我们的文艺区别于、超越于封建主义文艺和西方资本主义文艺的思想特征,有利于文艺健康的发展。这种思路还是积极的、有启发意义的,值得我们肯定和重视。由是我们认为,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可能比“现代意识”的提法较少思想混乱,能够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审美的错觉和幻想。同时,还应当看到,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创新和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并且,某些文艺作品表现出封建意识,或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艺术形式问题相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注重思想内容是不错的、应该坚持的,但是止于注重思想内容又显然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并考察它的美学性格,又可能比探讨“用现代意识反映现代生活”能够更加全面地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上去说明我们的文艺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更有利于文艺健康发展吧。

与上述情况不同,有的同志主要从形式方面来考虑,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是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些同志也不可能不考虑思想内容,甚至他们还积极参加“现代意识”问题的讨论,对“现代意识”的内涵作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解释。例如他们认为“反叛性”是现代意识,而所谓反叛性就是对艺术传统的反叛;他们认为“忧患意识”是现代意识,而所谓忧患意识就是人与痛苦结缘、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恐怖世界中;他们认为“悲剧精神”是现代意识,而所谓悲剧精神就是人与生俱来便孤独、寂寞、绝望,人生就是悲剧。不过另一方面,他们所注意宣传的,他们的实际影响比较显著的,主要还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方面。他们中间有的人,甚至是真诚地在进行艺术形式的探索。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创作及其思想的总的判断,是认为他们主要从艺术形式方面考虑而相信西方现代主义是我们文艺的未来,而不是主要从思想内容上自觉地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文艺即我们的明天。尽管如此,从他们的作品实际来看,却不可能做到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而总是与一定的思想内容结合的。我们无需重复前面已经作过的批评,只是要指出一点,凡是真诚相信西方现代主义代表文艺发展的方向,并且简单地、生硬地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的,都难免不受西方现代主义消极颓废思想内容的影响,都难免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审美错觉和幻想来观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及其发展,因而都不能不是错误的,有的更是有害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追求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就一定要拒绝西方现代主义的任何艺术形式。诚然,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内容、审美幻觉,从根本说来是错误的。不过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某些思想内容,例如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危机的批判和揭露,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虽然同时又夹杂着某些消极的东西。譬如说,荒诞派的许多作品就有谴责、抨击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容,同时又宣扬着整个世界是荒诞的、与他人的沟通是可怕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等等颓废绝望情绪。适应于它们的思想内容,出现了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艺术形式,突破了许多传统的文艺表现方法和手法。例如荒诞派戏剧,就以破碎零乱、极度夸大、违反逻辑的舞台形象,打破了以文学剧本和对白为基础的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以荒诞的艺术形式表现关于人类状况和生存条件的荒诞性。它们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我们却可以有批判地加以借鉴。比较直接地说,由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在我们这里的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制造社会悲剧和荒诞现实;对这种荒诞现实给予一定的表现,鞭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旧的习惯势力的罪恶,这无疑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之一,对于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历史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震惊和教育一部分有错误的同志,都是有意义的。为此,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也可以有批判地借鉴荒诞派的某些艺术形式和手法来表现。因为我们了解这些荒诞现实产生的原因,看得见现实的发展可以克服这些原因,并且有能力和人民群众一道去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旧的习惯势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地照搬西方荒诞派手法,而要批判和改造任何可能歪曲我们的整个现实特征、模糊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艺术形式,汲取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给予恰当的运用。实际上,例如象谌容的《减去十岁》这样的作品,就有批判地借鉴了荒诞派的某些艺术形式和手法,使之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达到了比较和谐的统一,既产生了特殊的艺术力量,又剔除了荒诞派那种颓废绝望的情绪。而且,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主潮在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某些艺术形式和手法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把诸如意识流、心理时间、超空间描写、场景直喻、多层结构、人称更迭、象征、隐喻等等加以消化、改造,以强烈的艺术力量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

肯定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某些艺术形式,又不是说现实主义已经陈旧了、过时了。事实上,现实主义仍然是最近十年来文艺创作主潮根本的创作原则和基本的创作方法,是文艺主潮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建国以后,由于极左思想的逐渐发展以至泛滥成灾,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也逐渐遭到了扼杀。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到,最近十年来文艺创作的起步和发展,基本上就是现实主义的恢复和发展。创作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即使如有的同志所深恶痛绝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其病根也正在其有名无实。可以说,今后文艺的发展也必将以现实主义为主潮。不过,现实主义的发展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其以后的发展,它必然不是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与浪漫主义结盟,而是按照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美学性格,随着现实无限丰富的发展,不断消化、吸收、融汇一切新的有益的艺术形式,也包括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某些艺术形式。

(节选自《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