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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李友梅] 文化走出去中的主体性再认识

发布日期:2014-07-07

【作者简介】李友梅,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56年1月出生,197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3年11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早年师从费孝通先生进入社会学领域。曾获得上海和全国先进女职工标兵、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上海市十大杰出职业女性、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奖、上海市领军人才等荣誉。2006年,获得“法兰西金棕榈骑士”勋章。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这一战略是建立在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实力的蓬勃进步的基础上的,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非常积极的方式。但是,文化主体性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没有后者的文化主体性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长久。因此,在历史脉络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认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和实质内核至关重要。

一、中国近世寻求文化自觉的脉络

1793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北美大陆呱呱落地,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这一年,英国派使者马戛尔尼出访中国,希望能在北京建立领事馆,同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真可谓没有比较就不会有文化自觉,以中央帝国自居的清王朝难以接受“平等”二字,拒斥了“蛮夷”远涉重洋伸过来的橄榄枝,失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为重要的洞开国门,积极地向洋看世界以及自我更新的重大历史机会。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用一种完全非和平的手段即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开始走上了风雨飘摇之路。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可耻的失败刺激了大清帝国朝野的神经,虽然这并没有即刻从根本上改变国人“中央帝国”的迷梦,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孤芳自赏和顾影自怜,但一扇门终于打开,中西文化比较这样的主题不可规避地闯进知识分子的视野,借鉴西方之长以强国固本首先出现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冯桂芬的类似努力中,并进一步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比较和借鉴中得到再现和推进。但直到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深层次比较和反思才得以全面铺开,并构成以后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视角。不同知识分子虽然从事比较的目的和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相互冲突,但都企图从不同层次来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以寻求中国重建文明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基础或者缺陷及其超越的路径。这场历经百余年的努力一言以蔽之即是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心理历程。

与之前的“文化主体性”追索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层面不同,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日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硬实力的增长一方面提升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身的软实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机会。近年来,中国在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上可谓不遗余力,从耗资巨大、全球开花的“孔子学院”,到汉文著作的英译,从参加各种世界性书展,到民族艺术的全球推广,从满足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态到试图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解决世界性纷争和国际关系,都在在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重建中国文化自主和自信的渴望和决心。

在上述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化反思史上三个即平行又相互牵连的维度:第一种是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间,文化反思围绕“救援图强”的目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文化的或批判或彰显而展开。这个余脉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中断了30年,但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华人学术圈始终赓续不绝,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基于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两个重要思路,20世纪80年代后在大陆重新得以接续,近年来依然为很多知识分子所关注,出现了儒家立宪等学说。第二种是对中国文化以及国内各种地方性文化如何同现代化发展相契合以建立既能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致造成文化失调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同上世纪80年代韦伯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关系命题在两岸三地的热议相关联,也同改革开放提出的“富民”目标契合,这一点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的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第三种基于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物质财富上的巨大积累所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秩序的深层动荡和调整的背景,对中国文化如何在影响人类命运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思考。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并全面深化,地球越来越小,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西方所能提出的应对措施要么是新自由主义,要么是“文明冲突论”这样的新保守主义,中国文化能否开启一条处理全球化问题的新思路就成了一个与文化自主和自信相关联的重要问题。

二、以文化自觉开启文化主体性

从历史上看,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是联系在一块的,后者为前者提供基础。但中国国力的增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渴望,让“文化走出去”战略更加突出彰显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主体性的诉求。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发掘上述三个反思维度中的“文化自觉”变得尤为重要。所谓的“文化自觉”,本质上就是把自身的文化放置在历史脉络之下,从作为一个单元的“中华民族”的内部以及同世界的关系的外部两个角度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寻求自身文化在变动众所形成的新特质,这个特质在面对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关系重构时的优点和不足。具体言之,今天中国对自身“文化自觉”的追求需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切入。

第一,中国文化的内核到底是什么?中国悠久的文化史充斥着各种变动。历史地勘,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不同文化类型和主张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秦始皇建立帝国之后,确立的是法家独尊的格局,汉朝变换了大王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儒学之后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国教地位。但是,这两千年间,不仅儒学本身在不断变化,而且其他文化也不断改变和冲击着儒学独尊的中国文化格局,佛教的东来,道教的生生不息,各种民间信仰的层出不穷,都给中国文化不定期地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文化进入国人视野,成为国人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和张扬的参照系,出现了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中体西用等各种文化派别,中国文化的遗世独立已经完全不可能。20世纪20年代,作为西方文化的另类支派的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中国,并日益坐大,到1949年彻底获得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的三十年,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其他一切文化流派的历史。19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文化重启了1949年中断的市场化、个体化的历史进程,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重新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虽然国学热在这种冲击中努力抬头,但后者能否在国民性层面重新焕发青春似乎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难题。

横向地看,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不同文化既在民族交往中相互融合,但又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形塑出中国文化的高度复杂性。显然,这种复杂性是很难用“多元一体”这种表述来穷尽的。因此,面对如此源远流长且高度复杂的文化形态,如何厘清其最核心和最为本质的因素,是我们寻求“文化自觉”的根本议题。只有确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属性,我们在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才能超越早期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各种表面性符号、满足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的策略,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文化的本质内涵,为推动中国文化在全球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

第二,中国文化对于促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新型和谐共处,创造全球新秩序能够做出的贡献是什么。在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之后,这个任务就成了当务之急。如前所述,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一直都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的重新控制以及各种地区性、民族间、宗教间冲突的此起彼伏,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也日见激烈。费孝通晚年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这种立场:“西方的‘天人对立论’在当今世界上与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结合, 对全球的大众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以往的历史看,这种观点曾在西方文化取得世界文化领先地位的事业中立过功, 在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曾起推动作用。但是到了目前, 我担心它走上了另外一个方向, 如导致生态问题和文化关系的紧张等。”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全球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基础之上?自从康德提出世界“永久和平”的条件问题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找寻这种处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各种纠纷和进行有效协商的可靠准则。这些准则一方面要为所有人长期地接受,另一方面要能为解决各种纠纷和世界各个国家和法人团体的行动提供共同的准则,同时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中国文化的内核一方面具有防止完全在西方文化主导下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异化后果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提供比西方文化更有效的“共同底线”的能力,那就意味着中国文化能够为全球格局“立法”,也就为其重新确立自身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奠定了扎实基础。如果中国文化的内核目前还不具有这些能力,那么其能在哪些层面哪些具体议题上为解决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同样需要我们反思和厘清。

第三,中国文化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自身必须面对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前提之一。中国儒家传统坚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的从自我修养走向改造和治理世界的道路。这种道路选择放在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意味着中国文化一方面需要通过解决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来证明自身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需要在解决自身所面对的各种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以为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创造能力。今天,中国官方把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概括为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生态文明。这里涉及的既有不同文明内部复杂的相互平衡关系,也有不同文明之间的负责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分别,又相互约束和支持,虽然不能纲举目张,但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民需要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上不断开拓新的有效对策,积累富有成效的经验,并不断总结之,这样才能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且提升自身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

三、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语

我这个发言只是提出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觉的问题,初步确立了衡量文化自觉的角度和标准,但并没有对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所积淀的文化内核做出界定,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人的学术能力。但我想指出的是,今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坚持的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原则来解决今日世界中的人欲张扬以致天理毁灭以及文化冲突加剧的困局的“自信”还是有点盲目乐观主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回答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天人合一”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没有告诉我们,彼此差异的文化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换言之,“和而不同”可以成为一个结果而没有提供基本的准则。但我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实现中国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重生,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重塑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2014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