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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俞新天] 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国际关系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4-07-07

【作者简介】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知名国际政治学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1990-1991年曾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1997年曾参加美国艾森豪威尔交流成员项目。

 

当前,世界各国都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并在其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发挥软实力的作用。本文认为,软实力的实质是文化影响力,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将从各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的进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要求,完善软实力建设的不足。

一、中国重视“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

1、软实力的实质是文化影响力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1991年首先提出的概念。针对传统的硬实力,他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使人随我愿,即软实力。奈指出,软力量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同时,奈也指出,国际法则和制度、信息、跨国公司等,都构成了力量来源。[[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年l月,第25页。] 正因为奈涉及了如此广泛的内容,才使得界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学者们必须自己做出界定。

我认为,界定软实力应从以下出发点考虑。第一,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概念,界定时应作明确的区隔。世所公认,硬实力指的是物质性的具体的实力,软实力应当指非物质性的抽象的实力。这样就把可以计量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归入硬力量范畴,而把思想、制度等归入软实力。军事思想和制度、经济思想和制度,都应归入软实力。第二,界定应当最简明、涵盖性最广。从这一角度现察,把文化与观念并列,或把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并列,都是重复的。因为任何观念、政治价值观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第三,界定应当最大限度地反映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即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其他行为体也应兼顾。

我将软实力的内涵界定为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既有国家政府提倡的,也有人民认同和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关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方面,但也与国内制度有联系;三是战略和政策,这显然是政府制定与执行的,但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也有配合与否的问题。这可以将发展模式、国家形象、信息、相互依赖等都包容进来,而且能得到解释。

我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和观点,它是现实的、流动变化的,而且会产生巨大的实际效果。然而,另一方面,一个国家通过增强软实力,在国际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别的国家主动追随,或即使不愿追随,己成势所必然,不得不从,这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是软的竞争。因此,软实力的合作与竞争是文化对国际关系影响增强的表现,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人们一般会把软实力与硬实力视为相反而平行的同类的东西,其实它们的特点完全不同。软实力具有独特性。第一足主导性。软实力主导硬实力的发展方向和投送方向。第二是渗透性。为了研究的方便,常把软实力与硬实力分开,实际上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软实力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软实力是更高、更深、更广的力量。第三是隐蔽性。因为软实力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所以人们不宜察觉,而是心甘情愿、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软实力的非强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加深远绵长。

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既可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也可能南辕北辙,互相破坏。一般来说,硬实力的增强可以为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基础,软实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硬实力的扩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历史上不乏硬实力强大的国家,却走上歧途,如二战前的德、意、日。冷战结束后,美国硬实力独步天下,但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激起国内外反对,软实力受到很大损害。有些硬实力不是最强的国家和组织,其软实力却很突出,例如东盟。

2、中国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2007年,胡锦涛正式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中国政府很快地采纳了国际上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参考借鉴各国建设软实力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是简单地搬用国外关于软实力的想法,而是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标,特别强调了软实力的文化性质、特点和意义。

中国是世所公认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一脉相承,兼收并蓄,是世界上唯一未被中断的文化体系。儒道佛思想、诸子百家学说、直至对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吸收,中华文化不断更新变化,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脱离文化背景来讨论中国的事务,简直是缘木求鱼。

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无不体现“以和为贵”的文化价值观。国外往往给中国贴上“共产主义”标签,其实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又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精英治国、包容中庸(既可接受市场经济,又可加强政府主导)等文化特质。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国崩溃论”、“中国倒退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在过去30年中不绝于耳。为了回应上述批评和疑虑,中国必须更好地发挥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来证明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争取人心,创造更好的国际合作氛围。同时,世界又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国际关系的进展做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不仅要投入更多的硬实力,而且必须在思想、理念、战略、政策、国民心理与素养等各方面做好准备,以更强的文化软实力来证明“中国贡献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国际关系的贡献

1、倡导可为人类共享的中国新理念和文化价值观

现代意义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不仅因为各国在经济上联成一气、政治上互相影响,也因为对于国际事务形成了共同观念。今天,在全球化的促进之下,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认识之广泛与深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国家之间的大部分知识是共有知识,虽然不是全部知识,但已足以标志新的阶段。国家之间的共同观念越多,国际体系的集体认同的文化程度就越高。国际集体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如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认同的角度看,绝大部分国家、组织和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包括"国家"、"主权"、"国际法"、"国际规则"、怎样从事"外交"、什么构成"战争",等等。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尽管存在着多种行为主体,但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对于主权和人权的争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关注,对于威胁与安全的担忧,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重要功能是保障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以便进一步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正如英国著名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有多大的差别。[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4、第331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新思想,如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多极化、可持续发展、非零和的合作共赢、新安全观,等等。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聚焦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从构建国内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延伸到国际上构建“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的目标和设想,为国际社会对未来的构想带来了全新的思想和理念。这整套想法,把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中国发展与地区合作、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联系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指出了方向和目标,也为大变化、大调整的世界提出中国的主张。"和谐"理念中包含着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社会公平正义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不仅能推动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且也能很有效地改善中国的形象。"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表明,中国不会与大国走对抗之路,并不想取代超级大国。中国也决不会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那样恃强凌弱,而是认为各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协商共识,合作共赢。和谐比和平的目标更高。和平还只是不以武力相向,而且不威胁使用武力,但是和谐却要求在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互相扶持,共同前进,最终达到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境界。“和谐世界”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这一理念已得到许多国家的呼应和认同。

2、中国参与和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保障实现新理念

国际制度的新思维的实现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国际制度的创新如同一般的制度创新一样,拥有了国际制度文化,并不等于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国际制度。制度观念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过程,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观念传播、经济合作以及权力斗争的国际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1)国际制度创新的需求猛增;(2)国际制度创新具有明显的正面预期;(3)在地区层面甚至全球层面上有大国的支持; (4)制度观念有了一定时期或者形态的实践或试验,积累了能够改善的经验与教训。现在中国已经参加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大规模和积极的参与,就其文化意义而言,表明中国己经找到了中国的价值观与国际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之间的交会点,说明中国对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认同。信守承诺,履行条约义务,遵守国际规范,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任度。
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了制度创新,以制度保证新思想的实现,例如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10+1、10十3机制等。中美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解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其保障是迅速建立中美之间的90多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内容不仅涉及双边问题,而且涉及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全球性问题。

3、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世界有启示作用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了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作者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他把这种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接受"北京共识",也并没有要输出发展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的经验比"华盛顿共识"等西方模式更接近他们的现实,可以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经验是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以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地位。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都在总结和反思,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质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美国和欧洲的精英认为,发达国家也需重新思考“发展”问题,“发展”并非不发达国家的专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验也值得发达国家参考借鉴。许多西方学者专家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协商民主和共识民主、精英治国、科层制度中的干部培养、选拔和考核制度等等,认为对西方很有启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主张,欧美应学习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乐观积极、包容合作、重视教育、关注家庭等价值观,弥补西方价值观所造成的弊端。[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就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5至70页。]

4、中国公共外交的独特文化魅力

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不仅面向各国领导与官员,而且面向各国社会公众,通过各种交流手段与各国精英对话,通过大众传媒去影响普通民众,真正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公共外交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首先,它强调真心诚意地相信各国人民,依靠各国人民,培育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其次,它主张不分种族、贫富、地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尊重其他人民的选择,求同存异,包容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世界民心。最后,它承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同时也增强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意识。中国公共外交支持联合国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对话,并为形成地区整合与国际共识做出贡献。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中国政府于2004年批准实施《“汉语桥”工程》五年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等。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经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10余所孔子学院(课堂)。目前国外学习 汉语的人数己经超过3000万人,大约100个国家的各级各类教学机构教授中文课程,其中大学2300余所。汉语教学方兴未艾,汉语教师供不应求。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空前提高。中国己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与一些国家互办文化年、文化周,招收留学生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封闭、停滞、孤立的大国转变成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充满自信、合作友善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大国。多种民意调研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形象的改善。中国在许多危急或关键时刻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的外交行为表明,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与他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把自己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5、中国的文化产业已引起各国的兴趣

文化产业也是软实力的表现途径之一,它以产业为形式,以文化为内涵,使用户在购买产品时无形中欣赏其文化内涵,受到吸引和影响。中国的文化产业从无到有,有些广受世界好评。例如,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中国电视剧在周边国家很受欢迎,《媳妇的美好生活》译成斯瓦希里语后,风靡非洲国家。在网络、游戏、动漫等方面,中国也有不少产品热销。“中国风”在服装、首饰、建筑、音乐等各领域方兴未艾。全球有几十亿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艺术表演,许多人都表示极其喜爱和赞赏,并通过观看更加体会到中国文化独特的哲学和美学意义。

三、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前景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仍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亟需改进。

1、改变重硬实力轻软实力的传统思维,重新认识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由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强权政治的影响,由于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烙印,中国人对于硬实力的追求非常强烈,不容易认识软实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其实西方国家在主导现代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充分地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发挥到极致,尝到了甜头。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倡导的民主制度,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全球自由贸易,不受约束的竞争,个人主义,成为全世界模仿的内容,为美国霸权发挥了间接的作用,似乎人们自愿同意接受它。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帮助它制造了国际体系。[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至38页。 ] 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型大国,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大国的经验。中国人应当重新思考文化特别是文化价值观的意义,重观文化软实力建设。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加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建设,并且以最简洁、鲜明的语言对外宣示,逐步得到世界更多人的认可与接受。中国政府已经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既吸取了西方化价值观,又发扬了中华文化价值观,将两者结合起来。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人民正确地理解核心价值观,在自己的行动中体现它;如何使它真正指导中国的战略和政策。显然这需要长期养成教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2、与时俱进地认识民族宗教问题,构筑民族与宗教国际交流平台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掀起了新一轮民族主义高潮。目前的民族主义具有新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全球化背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达到了新的程度,民族主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全球化的工业文明和通俗文化的传播,使所有的人更关心自己的身份、文化与认同,它的统一标志是民族。其次,民族主义是特殊的爱国主义,只有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才会普及,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成功的国家推进了充满信心的民族主义,动乱频仍发展受挫的国家里出现了愤怒绝望的民族主义。最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最强的意识形态。原有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传统的主导性。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力量的反映,在更深、更基本的层次上,以更激进、更不容忽视的形式发挥作用,胜过任何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第138页。]

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众多邻国的大国,跨界民族众多,中国民族问题的处理、民族政策的实施都有跨国界的影响,是增进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过去中国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较少从世界影响考虑,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出发思考。中国的民族政策也应当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空前高涨,总体是健康的,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但也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在滋长。目前邻国和大国对中国的忧虑多出于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教育和引导青年,使和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可逆转。

中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宗教将伴随着人类而长期存在。现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扩展了全球性影响,构筑了宗教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具有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从历史传统上不是信仰宗教的民族,但也有相当多的宗教信徒,今天信众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和睦、慈爱、平等、扬善是各大宗教所共同提倡的基本精神。通过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能使世界更加理解中国,增加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文化的重大特点是包容和谐,特别在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上升而且宗教文化冲突加剧时,中国的包容和谐就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对于宗教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主动发挥宗教的作用,例如主办世界佛教大会等,效果显著。

3、改善大众传媒和促进非政府组织交流,增强软实力的传播方式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作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可以说,不了解传媒,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由于西方传媒力量强大,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具有话语优先权,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英语是主要语言,西方的语言、技术优势都使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传媒必须转变为“对外传播”,即从以我为主到以受众为主,从重观点演绎到重事实归纳,从重官方发布到重专家讲授和民众传说,从单向灌输到双向沟通,从后发制人转向先发制人。[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69页。]传媒界己经提出了不少改进的建议,我特别要强调,传媒的改善不能仅靠传媒界,应当与各界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界结合,才能形成合力。传媒的思想变革和方法转变,不是技术性和策略性的,而是革命性和战略性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框架下考虑,需要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撑。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也应当更加关注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传播,形成政府和民间共同对外发出声音的局面。

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相较发达国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国普遍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看不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是中国软实力存在盲点。例如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政府关系之上,没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社会的人民的沟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 [ 陆宜逸:《中国软实力的盲点》,新加坡《海峡时报》,2007年7月9日。]当务之急应当大力支持和扶助非政府组织。在建立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更要用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例如企业、智库、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鼓励它们走上国际舞台,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

(2014年6月18日)